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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能花”的障碍在于收入与分配的双重制约。一是收入增长滞后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，收入分配格局亟待优化。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远高于低收入群体，而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通常达70%以上，高收入群体仅30%左右，这种分配失衡显著抑制了总体消费率。二是资产结构失衡，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中不动产占比超7成，这种“房地产化”的资产结构导致财富流动性差，抗风险能力弱。当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，家庭净资产大幅缩水，特别是对在2018-2021年高峰期加杠杆购房的家庭，资产减值压力尤为突出。

　　另外，我还想强调有花钱的情景，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强调全球竞争力，当然这也非常重要，而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“本地经济”上。实际上每个城市有自己的场景，不管是餐饮、咖啡店，还是其他服务等，要形成能到处走来走去、有不同的环境和场景去消费，在周围地区建设更多的能维持下去的消费场景，而不仅仅是比如在某个国家、某个地方的一个节日性消费场景，在日常生活中消费，既能快乐又能给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，其他人有了就业机会就又会消费，然后又会给更多人带来就业，循环起来。

　　金刻羽：首先，消费者的预期要有改变。一方面，有一些比如对通货膨胀的预期，这样肯定就想提前消费，而不是对通缩的预期，那样再刺激可能也形成不了持续性的循环。第二，力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。第三，肯定还是要更加注重就业，从科技发展角度看，我们非常强调制造业，但是机器和自动化的出现同时在发生，如果过于注重制造业，未来的就业机会也不是那么多。所以强调服务业就业，因为服务业会提供比制造业更多的就业，当然短期内大家对就业的不确定性还很警惕，所以要从政策端大力度地让消费运转起来，把整个经济的发动机运转起来。

　　其制度效益体现在四个方面，一是发展导向纠偏，扭转GDP锦标赛导致的过度投资，引导资源投向民生改善和消费环境优化。如日本在1987年转型中将政策重心从出口补贴转向服务消费支持，带来内需持续增长。二是供给质量提升，激励地方政府培育消费新场景。三是资源配置优化，推动土地、资金等要素向消费领域倾斜。如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要求完善城乡消费设施，加强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乡村终端物流配送设施建设，这正是考核可落地的领域。四是培育区域特色，避免同质化竞争，引导地方发展特色消费。如成都发展首店经济（2024年引入首店820家），带动消费增长。

　　考核指标体系设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，基础指标方面，关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、服务消费占比、消费便利度指数（15分钟生活圈覆盖率）等。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.9个百分点，可成为重要观测项。特色指标方面，可因地制宜设置文旅消费（云南）、银发消费（海南）、数字消费（浙江）等特色指标。环境指标方面，可设置消费者满意度、带薪休假执行率、12315投诉办结率等。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要求“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”，可作为监督重点。创新指标方面，可关注消费新业态培育（AI消费场景、低空经济等）、国潮品牌孵化数量。